专家：中印只有携起手来承担更多国际义务 “亚洲世纪”才会真正到来

戴永红说，“中印虽然说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还是以合作、友好为主线，中印两国人民应当友好下去。因为，只有中印两个携起手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亚洲世纪才会真正到来。”

合作友好的主线没有变

戴永红分析道，首先，中印关系可以从双边历史纵向这个角度来看，即双边关系的角度，也可以从横向的大国关系来看，即多边关系的角度分析。

他说，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可以分为远、中、近这三个阶段。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也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前不管是在亚洲还是世界上，也都是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

从远的来看，中印两国的关系应该说还是“以合作为主导的、以和平友好为主导的关系”。从近中期来看，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到1959年这段时间，中印有一个蜜月期。1962年，由于时任总理尼赫鲁政府推行 “前进政策”，引发中印边界冲突，这在中印几千年关系当中应是最不愉快的一段历史。此后，1962年-1988年, 时任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的里程碑，双方关系重回正常化轨道并且持续至今。往后，近期来看，就是2017年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以及今年从5月份开始双方在边界上发生的对峙群殴现象。

戴永红继续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属于小插曲。但从近期来看，这牵涉到横向的比较，即大国关系的这种背景。这些包括：印度的“大国梦想”，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的遏制、封锁、打压，首先是贸易战，然后是科技战，以及近期的新冠疫情，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毫无理性的一些甩锅行为”。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印太战略”。实际上，美国是想利用“印太战略”，把美国的势力范围从西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而他们把印度作为南亚。当然，印度在南亚是一个最大的国家，其他7个国家所有加起来的总和都没有印度实力强。虽说印度跟中国相比，只是中国GDP的1/5、军力的1/3。但是，尽管如此，2017年发生的洞朗事件，双方还是和平解决了该问题。后来，双方领导人2018年在武汉举行了峰会，2019年的金奈峰会，两国领导人还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中印两国要和平友好相处，要真正发挥中印两个大国在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发展方面的义务。两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有高瞻远瞩的，是定了基调的。

印度体制存在多面性 更倚重美国等西方国家

与此同时，戴永红认为，印度的体制存在多面性，一方面与中方达成发展关系、合作为主导的共识，另一方面其实在外交、战略、经济发展层面，更加倚重美国等西方国家。

他分析指出，莫迪一方面与中国领导人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另一方面，从2014年上台执政以来，可以看出，莫迪这一届政府是想“超有所作为”，不仅仅是一种“有所作为”，还是“超有所作为”。因为，他们觉得目前的国际大环境对其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中美之间目前的关系，有机可乘。所以，莫迪每次跟特朗普见面，跟美国总统见面，美印两国领导人都要“大秀恩爱”。因此，一方面，他与中国的领导人达成一种要发展关系、合作为主导的这样一种关系。但另一方面，相对可以看出来，它更加倚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外交、在战略、在经济发展层面”。

他说，对于经济发展层面，从产业链来说，中印的产业链应该说更加的紧密。因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18和2019年两国贸易额将近1000亿美元。虽然，中印贸易逆差在持续扩大，但从产业链这个角度，包括轻工产品、一些制药产品、汽车制造等，印度都有赖于中国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他表示，从目前的国际大背景来看，现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都在极力鼓励印度要在产业上面“去中国化”，不断鼓励推动印度从经济，特别是产业链条这方面，要“去中国化”。“美国现在希望印度要承接更多的从中国大陆转移出来的这些制造业，一方面美国鼓励这些产业转移到印度，另一方面鼓励这些制造业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也就是跟中国现在相对来说矛盾比较多的一些国家”，专家称。

侥幸心理严重

戴永红认为，印度历届政府始终存在一种机会主义的心理，侥幸心理比较严重，主张要善于去利用机会。他说，虽然，印度在50年代60年代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特别是莫迪上台以后，印度的这种“战略自主性”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所谓“战略自主性”，就是，善于把握一些战略机会，因为善于把握，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机会主义者，是机会的制造者，也是机会的受益者。所以，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印度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现在中美是否脱钩？脱钩的程度有多大？脱钩的时间的这个节点，实际上印度认为是有机可乘的。

他指出，实际上，印度的决策体制有一种复杂性和多面性在里。一方面，印度的领导人莫迪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两次最高峰会，定了基调。另一方面，印度的党内和内阁成员，特别是比较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他的人民党主席也兼任了现在的内政部长，在背后的推动。比如，去年5月份，莫迪的第二个任期，然后仅仅隔了两三个月，马上他就付诸于行动了，首先是挑起巴基斯坦的“废除宪法370条款”，紧接着就是跟尼泊尔关系的紧张，也是在边界问题上面。然后又紧接着与中国的拉达克，历史上都属于中国的拉达克，印度宣布为自己的一个中央直辖区。

他说，实际上，“我们认为，印度去年的动作是在为今年更大、为明年后年更大的这个行动在做准备，因为它是在一步一步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所谓“国际社会的反应”，比如，美国怎么反应，俄罗斯怎么反应？英国怎么反应？这些大国的舆论对他的这种行为的反应。去年，实际上，8月份以后，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反应，虽然说有一些选择，有一些声明，但是印度觉得这个大不了就是这么回事情。所以，他才会进而对中国、对尼泊尔得寸进尺。

战略默契

谈到美国是不是在背后企图挑起中印争端？专家指出，“我觉得，从我们的判断来说，这只是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略默契。一个是有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有供给，需求和供给，也就是诉求。比如说，美国希望印度对中国找茬，然后印度可能就心领神会。所以，前段时间，很奇怪，特朗普说我可以调和中印的这种边界问题”。

专家指出，当然，从历史的纵轴和多边关系的横轴来看，作为中国来说，“中印和平友好”这是一个主线，因为中国的深化改革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需要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不过，在事关国家主权、民族主权、民族尊严，民族情感这方面，中国肯定还是奉行的是一种和平自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不首先挑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所以，6月17日王毅部长就说，他们首先是挑起的肇事者，首先要求印度要处罚肇事者，这就是定性。

此外，目前印度的新冠疫情很严重，感染人数已经达到35万，死亡人数已经好几千人，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疫情严重的国家。而且，现在印度的整个国力也不允许印度倾举国之力于边界问题上。当然，印度国内，现在首先应该管控国内的民意和民族情绪。因为一些媒体的炒作，然后政府官员的炒作，最近印度的一些照片上面，把士兵受伤或者死亡的那些照片拿来放大化。其实，具体死了多少人，现在都没有这些照片，这些照片是不是现场的？这个都是问题。

戴永红补充道，当然，管控民意中还包括转移民众对国内经济发展迟缓、对此次疫情的关注。实际上，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到现在，即去年5月到今年5月，他的经济政策已乏善可陈，他的第一个任期，他的人口红利，一些制度红利，可能都已经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