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WTO裁决对华汽车限制措施违规，土耳其或“一拖了之”
© Sputnik / 图拉州新闻中心
关注
评论
7月28日，世贸组织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专家组报告，裁定土方涉案措施违反世贸规则。英国杜伦大学博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孙濛奇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把双边摩擦纳入世贸框架内解决是中土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生动实践，具有示范意义。但由于存在程序拖延空间，并考虑到土方既得产业投资筹码以及土欧关税同盟，短期来看，土耳其采取实际行动落实裁决的可能性不大。
这场贸易争端可追溯至2023年。当年3月，土耳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额外征收40%的附加关税，使关税总额提高至50%，而当时土耳其对其他多数国家征收的税率仅为10%。2024年6月，土耳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从电动汽车扩大至所有中国进口汽车（包括汽车配件），关税不足7000美元的按7000美元标准收取。
此外，土耳其还设置了进口许可证限制，要求非区域贸易协定伙伴方的电动汽车进口必须满足一系列售后服务条件，包括在七大地理区域建至少20家授权服务站、设立至少40名员工的土耳其语呼叫中心等。
中方认为，这些措施违反约束关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多边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和中土经贸关系。
2024年10月8日，中国将土耳其相关措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双方于同年11月举行磋商但未能解决争端。2025年1月27日，中国请求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审理相关诉求。专家组于2025年2月24日正式设立，并于4月22日完成组成。
专家组裁定，土耳其对电动汽车及部分混合动力汽车征收的附加关税，超过了其在WTO减让表中的约束税率，违反了《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此外，土耳其的附加关税措施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因其给予区域贸易协定伙伴免征待遇而对不同来源的进口车辆实施差别化政策。在进口许可证制度方面，专家组认定其违反了国民待遇义务。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敦促土方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采取切实行动，尽快纠正违规措施。
对于土方可能的做法，孙濛奇认为，短期来看，土耳其采取实际行动落实裁决的可能性不大，对此需要更冷静、更长期的态度。他分析称：
首先，程序上存在拖延空间。上诉机构的停摆为土方提供了回旋余地，土耳其在此前的对美贸易争端中已有裁决后上诉从而实质上冻结执行的先例，本案不排除重演。
其次，涉案措施本质上是产业政策与投资谈判的筹码。土方在加征关税的同时，为持有投资激励证书的企业设置豁免通道（无需缴纳40%额外关税，而只需缴纳10%的关税），加税与设厂豁免是一体两面，实质是以市场准入换产业落地。比亚迪在马尼萨投资建厂正是这一杠杆的成果。筹码已部分兑现，安卡拉没有动力无偿放弃既得的谈判地位。
更深一层，土耳其的对华汽车关税政策深受土欧关税同盟约束。在关税同盟框架下，工业品在土欧之间自由流通，若土耳其对华关税水平显著低于欧盟，中国汽车便可能经土耳其绕道进入欧洲市场。因此安卡拉在对华电动车关税上很大程度跟随欧盟节奏——欧盟2024年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后，土方更无单独让步的空间。这意味着土耳其的纠正措施不完全取决于其单边意愿，也取决于中欧电动车关税谈判的走向。
综合来看，孙濛奇认为，裁决更多的是改变了中土经贸博弈的结构：对于中方来说，裁决无疑是有力的谈判筹码，但土方仍有博弈空间。较可能的前景是双方据此重回谈判桌，以纠正违规措施加上深化本地化产业合作的一揽子安排收场。
孙濛奇指出，这一争端的妥善解决主要有三层意义。
第一，为中国新能源车企提供稳定的规则环境预期。土耳其不仅本身是重要市场，更因关税同盟而成为中国车企进入欧洲的生产跳板——在土本地生产的整车可免税进入欧洲市场，这正是中国车企赴土设厂的根本动因。中土贸易争端的解决，将提高这一跳板的制度确定性。
第二，把双边摩擦纳入世贸框架内解决，本身就是中土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实践。在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土两国通过规则渠道处理分歧，其示范意义超出本案本身。
第三，有助于中土经贸关系从货物贸易主导升级为产业链层面的深度合作。土耳其寻求的是技术转移与就业，中国寻求的是市场准入与欧洲通道，二者并非零和。本案的最终解决方式，很可能成为观察中土能否在竞争性议题上实现利益交换的一个标尺。
孙濛奇还特别提到，即使中土在关税问题上达成共识，双边汽车合作仍嵌套在中欧、土欧两组关系之中——特别是中欧电动车关税谈判的走向，将直接影响土耳其生产基地的实际价值。
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7月28日就世贸裁决回应称，中方对此裁决表示欢迎，并表示，中方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愿在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础上，与各方不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32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