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sputniknews.cn/20211022/1034694071.html
中国科技巨头不得不遵守新规
中国科技巨头不得不遵守新规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最近,中国官方越来越经常地谈及,中国科技公司发展不应损害小企业,强调,“胜者全收”和资本无序扩张是不能允许的。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将提交反垄断立法修正案草案,以适应所谓的“平台经济”。 2021年10月22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021-10-22T21:4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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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时间里,中国并未阻碍本国互联网服务和数字技术领域巨头的发展。这些公司为数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国际层面获得竞争能力。阿里巴巴已成为世界电商领域的领头羊之一。其子公司蚂蚁集团与腾讯的微信服务,几乎平分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在此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发达的。中国科技集团将自己的生意在向宽处拓展,进入新的市场,比如基金、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等。开始时,中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几乎不怎么管理,目的是使其有机会适应市场条件,任其发展新技术。这些公司,初期业务完全符合政策要求,其中包括提高金融和数字服务的宽容度。若干年前,中国明显感觉到金融工具不足,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产品。据世界银行资料,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是成年人中没有银行卡占比最大的国家。无法获得贷款的人就更多了。对世界各国银行来说,传统上的商业贷款占银行收入的50%多。但中国银行倾向于给大公司房贷,而且主要是国企,因为其背后有国家做担保。相应地,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降到了最低。自然人贷款,走的是剩余原则,此类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额的25%。对中小企业来说,占比更是不到20%。科技金融公司和互联网服务平台,有能力在几年中解决吸引广大群众进入银行、保险和贸易服务领域的问题。三年中,移动支付上升了5倍多。目前,城市居民中有80%的人倾向于非现金结算。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在线购买商品,使用食品递送服务,共享经济大步发展。换言之,中国几乎瞬间利用起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的最新世界成果。问题在于,科技巨头已经成长为威胁到其它领域和小企业发展的程度。小饭店主抱怨道,网络服务平台推崇的食品递送价格竞争,已使他们面临亏损。外卖递送大军也过得很惨,他们的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对很多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个普遍问题。中国社会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所谓的996现象:垄断者们迫使自己的员工超时工作。电商平台上的小商小贩,更遇到人为限制。他们无法同时在不同平台上从事业务,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事实上,针对阿里巴巴首笔28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正与科技巨头人为限制竞争有关。他们想把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给市场。现在,中国政府从最高层面指出,资本无序扩张、跨行业不受限制的发展,以及垄断问题,都绝不能轻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为此,要求修改反垄断法,一方面,是为了制定出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不能扼杀商界的创新发展。他说:高度关注科技公司业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汇集起海量信息,其中包括用户的敏感资料。中国政府今年已经通过若干法律,保障信息资料的完整性。根据这些法律,数字也被看成是国家财富,是可与传统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量齐观。因此,科技公司业务正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问题相交叉。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管理,使商界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井井有条。专家曹和平指出:“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大爆发后,平台型企业也随之出现爆发性成长的现象。早些时候中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予以大力支持,使得企业成长速度较快,在国际间B2C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与以营利为主的车间制造经济不同,数字经济属于平台经济,平台发展越大,其公共品属性就越强。比如阿里平台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11.8亿,他所获得的每一份信息都具有公共品特征。而私营企业通常是不大会认真去经营公共品,尤其是关于公共品的安全问题。当企业赴美上市时,若美国要求企业提供消费者信息,就会出现类似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提供机密数据的情况。可想而知,把整个国家的信息放在平台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一个平台型企业发展壮大且拥有公共品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在效益性方面调整企业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公共品管理的重视程度。我认为此次出台反垄断法,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平台信息爆发式成长所带来负面情况的回应。也就是说,当平台型企业拥有了公共品内容时,该如何保障数据安全和居民安全。”西方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力图严格控制商界。他们的讨论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认为中国正逐步放弃市场 经济,向国家管理迈进。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在逐步缩小外国公司的投资准入清单,取消外资在各领域的占比限制,其中包括在金融和保险领域。当然,国家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正如普京总统周四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上所宣布的,“资本主义现有模式,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基础,但这种模式已将自己耗尽。”中国力图呼吁商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新经济才不至于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背道而驰。有意思的是,中国远不是关注此问题的唯一国家。只是中国的行动速度更快些。甚至有些秉承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国家,同样在以相应方式管理平台经济。比如美国国会就脸书、亚马逊和其它世界科技巨头业务举行过多次听证会,这就是其中的明证。
https://sputniknews.cn/20210914/1034470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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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巨头不得不遵守新规
2021年10月22日, 21:46 (更新: 2022年2月15日, 12:49) 最近,中国官方越来越经常地谈及,中国科技公司发展不应损害小企业,强调,“胜者全收”和资本无序扩张是不能允许的。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将提交反垄断立法修正案草案,以适应所谓的“平台经济”。
多年时间里,中国并未阻碍本国互联网服务和数字技术领域巨头的发展。这些公司为数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国际层面获得竞争能力。阿里巴巴已成为世界电商领域的领头羊之一。其子公司蚂蚁集团与
腾讯的微信服务,几乎平分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在此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发达的。中国科技集团将自己的生意在向宽处拓展,进入新的市场,比如基金、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等。
开始时,中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几乎不怎么管理,目的是使其有机会适应市场条件,任其发展新技术。这些公司,初期业务完全符合政策要求,其中包括提高金融和数字服务的宽容度。若干年前,中国明显感觉到金融工具不足,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产品。据世界银行资料,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是成年人中没有银行卡占比最大的国家。
无法获得贷款的人就更多了。对世界各国银行来说,传统上的商业贷款占银行收入的50%多。但中国银行倾向于给大公司房贷,而且主要是国企,因为其背后有国家做担保。相应地,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降到了最低。自然人贷款,走的是剩余原则,此类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额的25%。对中小企业来说,占比更是不到20%。
科技金融公司和互联网服务平台,有能力在几年中解决吸引广大群众进入银行、保险和贸易服务领域的问题。三年中,移动支付上升了5倍多。目前,城市居民中有80%的人倾向于非现金结算。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在线购买商品,使用食品递送服务,共享经济大步发展。换言之,中国几乎瞬间利用起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的最新世界成果。
问题在于,科技巨头已经成长为威胁到其它领域和小企业发展的程度。小饭店主抱怨道,网络服务平台推崇的食品递送价格竞争,已使他们面临亏损。外卖递送大军也过得很惨,他们的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对很多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个普遍问题。中国社会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所谓的996现象:垄断者们迫使自己的员工超时工作。电商平台上的小商小贩,更遇到人为限制。他们无法同时在不同平台上从事业务,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
事实上,针对
阿里巴巴首笔28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正与科技巨头人为限制竞争有关。他们想把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给市场。现在,中国政府从最高层面指出,资本无序扩张、跨行业不受限制的发展,以及垄断问题,都绝不能轻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为此,要求修改反垄断法,一方面,是为了制定出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不能扼杀商界的创新发展。他说:
“管理平台的公共品与管理党报、税收、军队等传统公共品还不太一样,传统的管理方式也不太适用于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因为在传统的反垄断监管下,当企业拥有市场约9%的份额时就需要进行拆分,这将削弱中国平台企业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所以如何结合传统反垄断法和新的经济形势,恐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升级模式,以适应数字技术发展条件下的新经济形态。新的立法和反垄断措施对于未来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影响,取决于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何。如果一味套用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方式,可能反而会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让优秀的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但是如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创新型管理模式,那么对于我国的数字发展自然是支持和利好。”
高度关注科技公司业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汇集起海量信息,其中包括用户的敏感资料。中国政府今年已经通过若干法律,保障信息资料的完整性。根据这些法律,数字也被看成是国家财富,是可与传统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量齐观。因此,科技公司业务正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问题相交叉。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管理,使商界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井井有条。专家曹和平指出:
“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大爆发后,平台型企业也随之出现爆发性成长的现象。早些时候中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予以大力支持,使得企业成长速度较快,在国际间B2C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与以营利为主的车间制造经济不同,数字经济属于平台经济,平台发展越大,其公共品属性就越强。比如阿里平台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11.8亿,他所获得的每一份信息都具有公共品特征。而私营企业通常是不大会认真去经营公共品,尤其是关于公共品的安全问题。当企业赴美上市时,若美国要求企业提供消费者信息,就会出现类似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提供机密数据的情况。可想而知,把整个国家的信息放在平台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一个平台型企业发展壮大且拥有公共品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在效益性方面调整企业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公共品管理的重视程度。我认为此次出台反垄断法,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平台信息爆发式成长所带来负面情况的回应。也就是说,当平台型企业拥有了公共品内容时,该如何保障数据安全和居民安全。”
西方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力图严格控制商界。他们的讨论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认为中国正逐步放弃市场 经济,向国家管理迈进。
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在逐步缩小外国公司的投资准入清单,取消外资在各领域的占比限制,其中包括在金融和保险领域。当然,国家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
正如
普京总统周四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上所宣布的,“资本主义现有模式,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基础,但这种模式已将自己耗尽。”中国力图呼吁商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新经济才不至于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背道而驰。有意思的是,中国远不是关注此问题的唯一国家。只是中国的行动速度更快些。甚至有些秉承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国家,同样在以相应方式管理平台经济。比如美国国会就脸书、亚马逊和其它世界科技巨头业务举行过多次听证会,这就是其中的明证。